印度能否引领全球下一轮需求繁荣?
来源：找钢指数
2023年10月02日 16:00
专栏：市场评述
2023年以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全球贸易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市场对印度的关注成为焦点，印度股市创出历史新高，年内涨幅8.5%，实现二十年股票指数涨幅20倍的神话。在G20会议之后，印度再度走上全球的聚焦灯之下，管理全球最大对冲基金的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在公开场合发言中表示极度看好印度，印度将类似于80年代的中国，成为引领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印度是否具有当年中国所具备的经济发展潜力和要素，能否带动全球总需求走出加息的阴霾，本篇报告中我们将从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城镇化潜力、国际资本吸引力、基础禀赋等五个方面对印度发展潜力进行比较和归纳分析。结果显示，印度最大的自身优势是具备全世界最大的劳动力人口基础，并且人口正在进入红利期，同时在中美贸易摩擦的世界形势中加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合作圈，未来将获得类似于中国加入WTO之后类似的全球贸易市场，同时，印度在莫迪政府“制造业强国计划”和国内体制改革的支持下，劳动效率将会大幅提高，经济潜在增长或能得到突飞猛进的释放，带动全球新一轮全球贸易的热潮。但是另一方面印度仍然存在诸多制约经济增速的因素，如教育水平整体偏低，基础设施落后，联邦议会制度限制了政府提高基建投资的效率，土地制度制约城镇化发展速度等，这些因素使得印度对全球经济推动的力度远弱于中国崛起时代。
一 经济增速和结构
1、 印度跃升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增速位居世界首位
自1991年启动重大结构改革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以来，印度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强劲经济增长，1991-2022年实际GDP增长率平均约为6.5%。2022年，印度名义GDP总量为3.38万亿美元（参考世界银行数据），与中国2007年的3.55万亿美元水平相当，跃升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德国。从经济增速来看，2022年印度实际GDP增速7%，而中国在2007年时增速为14.2%，加入WTO之前的1999年增速为7.66%。与中国横向比较，印度经济增速类似于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中国，但绝对体量却远超当时的中国。在全球经济的总需求增量有限的背景下，隐含着印度经济增速未来难以达到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黄金十年。
当下，大量市场观点认为印度在加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贸易圈后，可类比于中国加入WTO后的表现，有望通过融入全球经济、吸引外商投资，让经济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印度也将迎来黄金十年的历史发展机遇，根据经合组织（OECD）预计，2023FY和2024FY，印度将保持6.3%和6.0%的实际GDP增速，排在世界前列。单纯从GDP增速和规模来看似乎这一逻辑毫无问题，但是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自身的发展禀赋、经济条件和产业结构、文化制度等多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最终发展的路径也会大相径庭。加入国际贸易发展圈能获得的是市场准入，能否生产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产品、生产效率、生产质量、政策支持力度等都将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下图很好地展示了印度与相比之下的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今天的情况，考虑到印度现在对全球GDP的贡献更大，而且增长迅速，根据IMF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印度将为全球增长贡献15%，印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全球和区域影响力，包括通过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产生溢出效应。
2、 服务业为印度经济支柱产业，制造业发展缓慢
印度经济增长主要由服务业拉动，服务业对印度GDP贡献了较大比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37%增加至2002年的48.6%，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去30年维持在26%-31%之间，并且最近十年显著下滑，2022年最新为25.6%，其中，制造业占GDP比重最近十年介于14%-17%之间，印度总理莫迪自2014年提出“制造业强国计划”以来该比重未能得以显著改善。根据此前制定的“印度制造”目标，政府原本计划将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例从15%提升至2020年的25%，但这一目标已先后两次推迟至2022年、2025年。此外，农业增加值占比仍然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平，最近十年一直处于16%左右上行波动，与制造业占比相当。
与中国相比，印度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自由化以来，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持续下降，中国在2000年工业占GDP比重为45.5%，2004年制造业占比为31.9%，远高于印度当前水平。印度2022年服务业占GDP比值为48.6%，高于2000年中国水平，与2014年中国水平相当，农业占GDP比值为16.6%，与1999年中国相当。总体而言，印度与中国存在巨大的产业结构差异，加入WTO之前，中国的经济产业以制造业为主，通过领先的制造业产品优势创造大量外汇收入，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即服务业占比增加，农业和工业占比下降，但制造业仍然维持非常高的占比。相反，印度的制造业欠缺发展，且发展过程非常缓慢，过去十年几乎以服务业产业作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农业和工业发展相对落后，印度在世界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还不到2%。印度最重要的出口行业是技术服务，特别是IT行业，印度每年可以培养出50万名工程师，2021年印度占全球IT服务支出的15%，而IT服务出口也占到了印度出口总值的17%。
细分结构来看，截止2023年二季度，包括贸易运输及通讯、公共管理、国防服务、金融服务等在内的第三产业GDP占比达到52.4%，为印度经济占比最大的产业。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第二产业（采矿、制造业、电力、建筑）GDP占比分别为12.7%和28.40%。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制造业激励（PLI，Production Linked Incentive）政策的刺激下，印度制造业最近三年有一定提升，2020年制造业GDP占比最低达到14.6%，2023年二季度则达到16.5%，提升近2%。其中，建筑业和电力等基础行业发展非常缓慢，过去二十年分别维持在2.2%和8.1%的中枢水平，中国的建筑业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5.5%跃升至2020年的7.2%。房地产和金融行业发现相对取得较大进步，占GDP比重从2004年的15.7%提升至2023年二季度24.5%，增加近9%，中国在在加入WTO后的二十年中，房地产和金融服务业占比从10%提升至17.3%，低于当前印度水平。可见从经济结构来看，印度的金融、保险和地产等第三产业成为支出产业，这或许与印度资本市场相对发达、以及GDP基数较低有关，在没有工业基础的前提下，依靠虚拟经济为主的服务业发展容易导致物价水平偏高、失业率较高等问题。
3、 印度进出口贸易结构不均衡，服务业具有贸易比较优势
从进出口贸易结构看，印度是典型的服务贸易顺差国和商品贸易逆差国，2021年印度服务业贸易顺差净额1506.9亿美元，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贡献顺差99%以上，而商品贸易逆差净额达1894.6亿美元，其中石油相关商品贸易逆差占比高达44.5%，非石油商品贸易逆差中制造业贡献一半以上（其余为农业和矿业）。其中，电子产品、化工和化学制品、机械是前四大贸易逆差行业。2020年以来印度电子产品贸易呈现剧烈波动的趋势，并且贸易逆差大幅增加，一方面，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和内需支撑通讯设备需求，零部件进口迅速扩大，2022年计算机硬件和外围设备进口规模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高达83%，使相应商品的贸易逆差明显扩大；另一方面，在生产端，印度电子产品制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零部件，叠加印度政府退出的芯片计划刺激全球半导体产业转移，印度成为通讯设备加工国，2019-2022年印度通信仪器出口金额年均复合增速达41%，同时伴随着进口大量的电子元件，年均进口规模维持在200亿美元以上，贸易逆差也显著扩大。
从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看，印度和美国的贸易结构较相近，服务贸易处于顺差而商品贸易呈现逆差，与中国的贸易结构完全相反，中国商品贸易长期处于顺差而服务业贸易出于逆差。一般而言，在国际贸易中，大量服务是不可贸易品，印度的服务贸易能长期处于顺差状态的重要原因是过去十几年间印度大力发展IT、教育和医疗等服务业，比较有名的是印度的信息技术（IT）行业。印度劳动力英语普及率高，很多西方企业将后台工作（比如话务中心）外包至印度，促进了其服务贸易的发展。此外，近几年来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服务业可贸易性提高，为印度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商品贸易中，印度相关细分行业也具有一些比较优势，与中国加入WTO时期相类似，印度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相关农产品、矿业等资源优势，印度制造业商品出口目前大多为初级产品，包括矿产品、动植物、纺织皮革、金属制品等，电子与化工近年来有所增长。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迅速抬升、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中美贸易摩擦，中国传统的产业正逐步转移至东南亚和南亚等发展中国家，2020年中国占全球服装出口额的31.5%，但相比2013年份额高点下降了7.6个百分点，越南、孟加拉国、印度等国家份额提升，2020年分别占服装出口份额的6%、6%、3%。此外，在科技领域的电子、芯片行业，印度总理莫迪将芯片制造列为印度经济战略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吸引全球半导体企业，开创电子制造业的新时代。2021年12月，印度政府推出100亿美元“印度半导体任务”（ISM）计划，为投资生产半导体的厂商提供近50%补助与奖励，在政府补贴措施之下，印度消费电子行业蓬勃发展，短期内印度手机制造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较弱，但未来随着苹果、富士康等公司逐步扩大其在印度的制造生产，或增加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促进印度商品贸易逆差得以改善，毕竟中国加入WTO后的前几年商品贸易顺差改善也有限。
二 印度人口结构
当前，印度成为拥有全世界最多劳动力的国家，根据联合国人口模型预估，按无变动方案情景假设，印度的人口峰值预计在2067年前后将达到17.2亿，至2100年印度占全球人口比例维持在15.3%，中国的人口峰值预计在2027年达到14.6亿人，随后在老龄化中人口数量逐步下降。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印度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年轻人口群体，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21年印度15-24岁年轻人口共有2.5亿人，占总人口比例18%；15-40岁人口5.9亿人，占总人口比例42%。15-64岁人口占比从1965年的55%增加值2021年的67.5%，增加近12.5%。此外，印度人口结构呈现金字塔模型，意味着未来2025-2035年的十年期间年轻人负担较轻。与之相比，中国当前人口结构处于纺锤形结构，中间老龄和中年人口占比巨大，两端年轻人和深度老人数量较少，未来十年面临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压力。
纵向比较来看，印度2025年的人口结构与中国加入WTO时期的2000年类似，意味着印度在加入美国为首的国际贸易圈后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满足制造业商品生产并输出全球市场，具有非常强的人口红利优势。但是，与中国加入WTO时期类似，印度也存在文盲率高、男女不平等、妇女劳动参与率低、地域和种族歧视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印度政府高效率的制度改革和执政能力提升推动，否则将成为印度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障碍。
三 印度城镇化率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印度2022年城镇化率为35.87%，这一比率较1970年的19.76%实现翻倍增长，与中国加入WTO初期的2000年水平(35.88%)相当。同时，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截止2021年印度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为36%，与中国2014年35.7%水平相当，表明印度居民部门的资产负债健康程度不如当时中国的情况，或许与印度高企的房价有关。印度居民在同等条件的城镇化起跑线面前已经相比中国居民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势必会影响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和质量。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2005年以来中国全口径实际房价涨幅约19.6%，至2021年高点涨幅28.6%，名义涨幅253.2%，印度全国口径实际房价2008年以来涨幅73.1%，名义涨幅269.2%，从房价的名义和实际涨幅角度来看，印度过去10-15年的房价累计涨幅均超过中国，而居民收入水平却未能伴随增加，导致印度居民部门杠杆迅速升高。截止2022年数据，印度人均GDP为2388.6美元，中国人均GDP为12813美元，中国人均收入为印度的近5-6倍。因此，印度面临居民未富先负债的困境，这一问题将阻碍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一方面居民收入短期难以迅速提高，对房屋的需求难以像中国市场一样两位数增速增加，另一方面，印度房屋价格累计涨幅较大，加上土地私有制度的约束，开发商在拆迁、征地等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面临诸多的高额摩擦成本。
按上述联合国贸发会议的预测模型，印度2050年的城镇化率预计将达到52.84%，历时30年增加约17%，年均0.63%，中国加入WTO后历时22年从35.88%增加至63.56%，增幅27.68%，年均增加1.26%，较印度速度快一倍。这期间，中国GDP从10万亿增加至121万亿，增幅近11倍，按算术平均算年均增幅50.3%，折合成城镇化率每增加1%，GDP增加近40%。而印度的GDP从2000年的4746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 34686亿美元，增幅6.3倍，按算术平均算年均增幅28.7%，折合成城镇化率每增加1%（过去20年年均增加0.37%），GDP增加近77.5%，显著高于中国水平。以此类推，考虑到印度的政府执政效率、制度约束等问题存在，我们假设未来30年印度单位城镇化率所产生的GDP增速与中国类似，即按40%计算，未来30年印度GDP有望达到27.1万亿美元，折合年均GDP复利增速7.09%，低于中国黄金二十年时期11.9%的增速。
四 海外资金投资
自2013年以来，海外资金加速流入印度市场进行投资，从2012年的240亿美元增加至2022年的500亿美元，涨幅近一倍。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外资流入速度进一步加快，2020年一度实现644亿美元的净流入，过去十年累计外资净流入4429亿美元，印度外汇储备也相应的持续增加，截止2023年有5259亿美元外汇储备。从结构来看，制造业成为吸收外资流入的主要领域，合计占比81.58%，但是分布较为分散，单个细分行业占比较低，计算机软硬件占比最大，比例约为14.86%，其次通讯、贸易、汽车、建筑业、基建、药品和化学制品分别介于3%-6%之间的比例，服务业占比规模较小，约为16.33%。可见在印度总理莫迪提出的制造业强国计划后，营商环境、市场制度大幅改善，外商逐步加大投资力度。
与中国相比，印度当前对外资的吸引力度与中国2000年左右类似，2022年印度FDI净流500亿美元，2000年中国FDI净流入421亿美元，2002年530.7亿美元，随着中国加入WTO，外资净流入速度维持两位数增长，并且速度逐年增加，2005年时增速高达52.8%，并一举突破1000亿美元。随着G20会议后印度逐步加入欧美为主的经济贸易圈，发达国家市场将对印度进一步放开，印度市场对外商的吸引力将大幅扩大，海外资金或将加速流入印度市场进行投资，未来印度在民营投资方面有较大概率复制中国的黄金十年路径。
五 基础要素
以上从GDP总量、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人口红利、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海外资金吸引力等硬件角度分析了印度的发展前景，并且从与中国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的视角类比分析印度是否与中国加入WTO后的黄金十年类似，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在人口结构、外资吸引力、GDP总量等方面可高度类比中国的黄金十年，在贸易比较优势、城镇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等方面仍然与中国的时期存在显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印度制造业产品输出海外的竞争力，固然会令印度的发展速度不及中国时期，但是发展前景仍然是非常具有吸引力，有望成为未来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
驱动一国经济发展除了”硬件”方面的自身条件外，”软件”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若市场制度、行政效率、人力资本、公共配套、土地要素等软件方面表现落后，必然会拖累硬件提升的效果，接下来我们从定性的角度分析印度在软件方面存在一些优劣，以及与中国进行比较分析。
（1）人力资本
印度除了劳动力富足、具备大量年轻人口和有潜在的人力资本之外，当下印度在人力资本培训、教育方面仍然显得落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度的人力资本指数为0.49，显著低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巴西、泰国、越南和墨西哥等，折算成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按16年计算，即从小学至大学毕业），印度为7.9年，即大部分劳动力初中毕业即参与工作。此外，印度的劳动力中存在大量的女性未参与工作，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20%。同时，每年印度有超过2000万人进入劳动市场，但实际上只有800万人找到工作，就业率不到40%，大部分人成年即失业，一方面是岗位需求有限，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偏低，不符合用人单位需求。
与中国进行比较，中国在加入WTO之前受教育人数也相对偏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仅为2.9%，中学入学率36.7%，到2000年已经分别增长到7.6%和60.3%，,2021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到63.6%，标志着高等教育达到了普及化阶段。印度当前中学入学率近78%，而高等入学率只有31.3%，印度15岁以上人口中只有74.4%能够识读识写，而中国为96.8%。从受教育人口数据来看，印度大量年轻劳动力已经完成了基础教育的普及，相比中国2000有大幅领先优势，与中国2007年水平相当。同时，高等教育入学率绝对水平仍然显得较低，但跟中国2007年同期（20.5%）相比，仍然具有领先优势，相当于中国2013年水平。
综合来看，横向比较全球各国印度的人力资本处于相对偏低的水平，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各国受教育可及度大幅扩展，预计印度受历史文化、种族差异等因素阻碍而进度相对缓慢。但纵向类比来看，印度当前的人力资本条件显著高于中国加入WTO初期，劳动力教育基础较高，随着印度逐步加入全球贸易市场，科技的进步或将助推印度人力资本指数迅速提升。
（2）土地要素
印度的土地制度为私有制，土地所有权属于私人 ，在历史的因素下，印度土地的占有极不均衡，一些小农以及大部分农村人都只能占到很少的一部分土地。印度宪法规定 ：一切公民都可以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定居和居住，只要是印度人，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与所在地的居民享有一样的公民权利，其中包括找工作、子女教育 、医疗等方面都一样，不需要健康证、暂住证 、和产权居民证，他们可以随意的在街上进行商业贩卖活动，这种现象以及法律条例的约定使越来越多的拥有少量土地的印度进城农民开始在城市中随地划地定居，贫民窟随之壮大成型。同时，印度的土地资源管理没有全国统一的土地立法，印度的诸多土地资源管理部门职能划分不清，造成土地资源管理水平落后，在这种局势下，印度没有很好的规划全国土地，而各邦都制定的本邦的土地利用规划也各不相同，同时这就导致了印度城市中一些土地产权的模糊，纵容了贫民窟的存在。
平民窟的存在导致城镇化土地开发利用变得非常困难，尤其体现在土地征用方面。由于印度属于联邦制国家，印度的联邦制和别的国家相比要松散的多，联邦中央和各组成单位在各自的权力范围内互不干涉，相互独立，没有强有力的中央国家政府，难以调动全国的资源、技术和劳动力，形成全国畅通无阻的市场。比如在土地征用的时候，通常面临大量民众的抗议阻扰，而邦政府并不敢得罪民众，比起国家经济发展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给自己拉拢足够的选票，从而会站在民众的一边，阻碍土地征用和城镇化、工业化建设。2004年，韩国浦项钢铁提出了在印度建设大型综合钢厂的计划，该项目原计划投资120亿美元，属于非常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浦项钢铁原计划建设占地4004英亩和年产12万吨的钢铁经济园区，可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进度非常缓慢，12年时间邦政府仅仅征收了2000英亩土地，移交给浦项制铁的只有548英亩。
与中国的公有制土地制度相比，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过程中，土地开发和征收仅仅需处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和商务关系，在顶层政策方针的指引贯彻下，最终仅仅取决于企业或资本一方的经济利率考量，效率无疑大幅提高，这也是中国的基建、城建狂魔称号背后的“软件”支撑。相反，在土地私有制背景下，需面对成千上万居民、企业、邦政府和联邦政府等多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要达成利益一致必将经历更长时间的谈判和沟通，势必会影响土地开发利用和城镇化建设的效率。
（3）行政效率
行政效率是指政府和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的工作效率，印度是联邦制，中央和邦并非绝对的上下级关系，新德里可以推行的政策到孟买就有可能得重新谈判，孟买谈妥的政策到西孟加拉邦联可能又要再来一遍，这对于效率优先的商人们而言，是非常头疼的。印度邦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拥有较大自主权，使得国内各邦经济政策和营商环境参差不一，未形成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联邦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基建投资计划、税收优惠计划等落实到全国各地均会面临着邦政府投反对票的风险，从而导致行政效率偏低。印度政府多次决心改善其基础设施、优化市场制度和推进振兴经济发展计划等，但每一次联邦政府推出的政令，最终落实到各地的时候效果平平。例如，印度总理莫迪上台之后非常重视发展制造业，以手机和电子元件行业为例，莫迪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激励措施，通过奖惩结合的方式推动外资在印度投资设厂，但近9年过去了制造业占比仍未获得显著提升。自1991年改革至今，印度改革力度最大、取得进展也最为明显的领域均集中在联邦政府中央管辖的事务上，包括降低贸易壁垒、逐步向外资开放国内产业等，而涉及地方清单和共管清单上事务（交通道路、电力、能源、房地产等）的改革则进展迟缓。
（4）市场制度和营商环境
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和市场经济制度，是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取得长足发展的必要条件。然而，历史来看，印度市场经常被海外资金或投资说诟病，进入印度市场进行先行投资的企业不少均遇到不合理待遇或营商障碍。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产业政策与监管不确定性较强，很多外资企业在政策延续性与不确定性相对较强时更多愿意投资轻资产的服务业，不愿意投入重资产的制造业投资；另一方面，尽管印度从1991年就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但其开放一直伴随着贸易保护，尤其表现在对国内产业利益集团的保护，同时面临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非自由化带来的额外营商成本。在莫迪政府之前，政府倾向于用政治正确讨好选民，出台了具有追溯效力的一般反避税条款（GAAR），后期则出台了土地法。前者包含较为严苛的所得税条款，使得外资企业不满。后者旨在保护土地农户的利益，提高征地难度。在新土地法实施一年后的2015年，有42％的项目因而工期滞后。
（5）基建配套
受制于印度土地制度、行政效率等多方面的原因，印度基础设施发展相对落后，截至2022年底，印度共有公路637万公里，其中路况较好的国道占比仅2%，仅有1%是通车等级最高的联邦公路。中国公路总里程535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速公路17.7万公里。此外，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5.5万公里，其中高铁4.2万公里，印度铁路总长度6.8万公里，与中国2010年的水平相当。根据OPEC组织的数据，印度单位GDP道路和铁路投资额均大幅低于中国当前以及2000加入WTO时期，表明印度当前GDP的增量贡献主要依赖于服务业，而非依靠投资、工业等方面驱动，也间接表明印度的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同时也表明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基建投资需求。例如，印度政府正着手于道路、铁路、港口、机场、电力等方面的基础建设投资，道路方面专用货廊的开发和资金筹措取得进展，铁路方面正在引导以投资为核心，私人承包商的参与步伐加快。
六 研究结论
综上分析，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印度正获得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的青睐，市场的放开有益于印度商品输入欧美国家市场，促进印度国际贸易市场份额的提升。同时，印度在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城镇化进程、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海外资金吸引力等方面均有着独特的条件，若印度政府进一步加强制度改革、政府效率改革和优化土地人力资本等要素法规，必将促进印度市场在国际贸易舞台绽放光芒。
然而，印度和中国过去走的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从印度的政治制度、社会现状以及工业基础来看，印度转型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的挑战巨大，印度或许可以从国际产业链转移过程中分一杯羹，但是这杯羹并不容易拿到并且量有限。在硬件方面印度具有劳动力红利、城镇化水平低、服务业具有国际竞争力、基础建设潜力大等优势，然而在软件层面仍然有诸多制约发展的因素，如联邦政府效率低下、土地私有制产生巨大摩擦成本、营商环境和法律法规落后、人力资本相对全球竞争力偏低等，如若无法在顶层设计层面得以改变，印度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速度将会大打折扣，难以匹敌中国加入WTO之后的黄金十年。在中国经济增速疲弱的背景下，印度发展对全球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对有限，难以引领全球经济进入下一轮超级繁荣。但是，在全球总需求陷入新一轮停滞的时期，印度及东南亚经济体有望给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增量，固然会诞生大量的投资机会。我们认为，在全球总需求增量的推动作用下，大宗商品成为最先受益的大类资产，建议重点关注印度基建投资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带来的煤炭、有色、铁矿、能源等工业品领域的投资机会。
